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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明德楼）
内容提要：-年，整个世界经历了一个重新塑造的过程，这就是从“帝国”或帝国殖民地向“民族国家”的转变，“民族国家”取代帝国，成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组织形式。由于历史背景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从国家构建的角度，循着“已构建国家”“再构建国家”和“构建中国家”三条线索，分析当今世界三种不同国家的来龙去脉，可以揭开世界的“底色”，展示出一幅不同的国际关系图景。“民族国家”遭遇的挑战，特别是构建中国家的种种遭遇，不仅表明多数“民族国家”徒有其名，而且也表明这个百年之前开始的世界重塑的过程依然没有完成。历史地看，无论帝国还是民族国家，都是人类共同体的组织形式，人类历史实际上也就是一部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共同体”演化的历史。如果把“帝国”和“民族国家”放在人类共同体演进的序列中去考察，就不会在非此即彼之间犹豫徘徊，而为“人类共同体”的实现开辟出新的更多的发展空间。在这其中，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考量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帝国/民族国家/国家构建/冷战/全球化/共同体
作者简介：刘德斌，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现今的世界是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国别”已经成为区分人们的基本标志。但百年之前，世界大部分地区还被大大小小的新老帝国和帝国殖民地所覆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意义，在于开启了世界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新时代。围绕一战和二战之后新兴国家的建立，也即所谓的“非殖民化”进程，人类上演了一幕幕的悲欢离合。百年之后的世界虽然已经按照“民族国家”的形式重新组合起来，但国家之间的历史背景千差万别，构建过程更不可能整齐划一。冷战期间的大国纷争和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拓展，使“民族国家”体制不断遭遇新的挑战。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变或许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民族国家”体制又难以应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种种新的挑战。在这样一种形势面前，是重新拾取帝国的治理经验，弥补民族国家体制的不足，还是挣脱现实的羁绊，挖掘新的组织方式和治理空间，需要学界进行新的思考和研判。
一、从“帝国”到“民族国家”
帝国是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上最为重要的组织形式之一，也是当今世界的“来源”，因为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曾经与新老帝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都从帝国“脱胎”而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除了早期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帝国统治之下获得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外，世界被大大小小的帝国所覆盖。传统观点认为，自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民族国家便逐渐取代帝国，成为国际社会最重要的行为体。但事实上，直到19世纪末，除了南北美洲之外，世界大部分地区还是由帝国支配，其中既包括在中东、东欧和中亚争雄几百年的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和奥匈帝国等老牌帝国，也有英法这种疯狂瓜分世界的新兴帝国，还有羽翼渐丰，刚刚投入海外殖民地竞争的美国和日本。一战之后国际联盟成立之时，仅有44个成员国。二战之后联合国成立之初，也仅有51个成员国。而到今天，联合国成员国已经达到个。可以说，直到20世纪中期，帝国曾与民族国家在世界上长期并存，当今世界多数“民族国家”的历史还不到百年。
世界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变开始于19世纪，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19世纪的拉美革命，西班牙、葡萄牙等列强控制下的美洲各殖民地相继爆发了要求独立的革命。在这种背景下，美洲各国最早挣脱了帝国的枷锁，成为民族国家——海地(年)、大哥伦比亚(年)、巴拉圭(年)、委内瑞拉(年)、阿根廷(年)、智利(年)等国相继获得独立。到19世纪中期，西属美洲除古巴外全部获得了独立，民族国家在美洲得到了普及。但从19世纪中期开始，英法等殖民国家掀起了瓜分世界的浪潮，将几乎整个亚洲、非洲及太平洋地区变成了自身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此，拉美革命比较“超前”，对欧亚大陆和非洲组织形式的重塑，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变的第二阶段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在推动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在一战期间，俄罗斯相继发生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沙皇俄国垮台了，但新兴的苏维埃*权经过一番曲折，不仅成功地巩固了沙皇俄国的版图，而且还有所扩张，并于年成立了由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联邦组成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后加盟共和国增加到15个。而随着一战的终结，德意志第二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相继寿终正寝。德国失去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奥地利承认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为独立国家。奥斯曼帝国发生了凯末尔革命，土耳其共和国在战争中赢得了独立地位，但原已失控的奥斯曼帝国彻底摆脱了土耳其人控制，成为英、法等战胜国的委任统治地、保护国或半殖民地。英国控制的势力范围包括塞浦路斯、阿富汗、埃及、苏丹、沙特阿拉伯、伊朗、约旦、巴勒斯坦、伊拉克以及波斯湾沿岸的一些酋长国。法国控制的势力范围包括叙利亚、黎巴嫩以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意大利控制利比亚，西班牙控制摩洛哥部分地区。英、法对其控制范围“分而治之”的策略客观上奠定了现代中东国家的疆界，现代中东就是在奥斯曼帝国解体的基础上诞生的。不过，虽然一战后英、法等仍维持着庞大的殖民帝国，但在威尔逊“十四点计划”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民族独立、民族自决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因此可以说，一战拉开了20世纪世界从帝国时代向民族国家世界转变的序幕。
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变的第三阶段，主要是二战后亚非国家从英法和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的过程。年，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大西洋宪章》中明确表示，战后承认各国人民有权选择其*府的形式，使被武力剥夺主权和自治权的民族重新获得主权与自治。年颁布的《联合国宪章》则明确规定各国主权平等，极大地推动了战后非殖民化浪潮的兴起。与此同时，英、法等国在二战中损失惨重，无力继续维系其庞大的殖民帝国，被迫开始收缩战线，允许其控制下的殖民地获得独立。战后初期，获得独立的国家多集中在亚洲和北非，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突尼斯和利比亚等，它们在原殖民宗主国撤出后直接宣布独立建国。“中东的裂变”在二战后持续展开，从一战之后到二战之后，原来的奥斯曼帝国衍生出十几个国家，从而最终使拥有共同语言、宗教和区域的阿拉伯民族构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理想化为泡影。民族独立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高潮。年被称为“非洲年”，这一年共有17个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年，非洲最后一个殖民地纳米比亚获得独立，标志着欧洲殖民帝国体系的彻底瓦解。美苏冷战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治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安立在其《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和当代世界的形成》中文版序言中做过这样的归纳：第一，美国和苏联的干涉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第三世界各国的*治、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国际和国内框架。如果没有冷战，非洲、亚洲，也许还有拉丁美洲，都将完全不同于今日之状况。第二，第三世界的精英中形成的*治方案，往往是对冷战两大对手——美国和苏联——所提供的发展模式的有意识的反应。当然，由于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国情，第三世界国家对美国或苏联模式的照搬难以取得成功，并且往往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第四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始于冷战的终结。年苏联解体，分裂为15个国家。年南斯拉夫解体，经过一番血腥的“内战”，分裂成5个国家。与此同时，冷战后民族主义思潮再度兴起，一些原属于某一国家内部的族群也开始要求独立，如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东帝汶和南苏丹的独立等等，世界上民族国家的数量也随之不断增多，到年，联合国会员国数量已达个。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关于苏联的性质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但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史学界出现了“帝国转向”，形成了新的帝国史流派。这种局面的出现既与西方学术界的影响有关，也适应了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内*外交的需要，这就是为帝国和俄罗斯帝国“正名”：帝国不仅有镇压的功能，也有建设的潜力；俄罗斯不是“民族监狱”，而是一个多种族的超大民族国家。“帝国转向”符合俄罗斯日益抬头的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既可以满足俄罗斯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又可为国际外交需要服务，抵御原苏联地区国家的民族主义攻击。德米特里·特列宁等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界的知名学者，也从帝国的角度，阐释当今俄罗斯的来龙去脉。
伴随着从“帝国时代”向“民族国家”的转变，整个世界按照欧洲人发明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重新组织起来了。理论上，每个国家都是“相似的单位”，都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实际上，由于历史背景、族群构成、宗教信仰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国家之间差异极大。根据国家之间不同的历史背景，我们大致可以把它们分成“已构建国家”、“再构建国家”和“构建中国家”。“已构建国家”指的是那些最早按照威斯特伐利亚原则组织起来的欧洲国家。“再构建国家”指的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西方的压力之下蜕变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构建中国家”指的是在沦为殖民地之前，没有长期、稳定的国家传统、在非殖民化运动中赢得民族国家地位的国家。而在“构建中国家”内部，情况又不尽相同，还可以进一步细分。无疑，在当今世界，“构建中国家”占大多数，有的在国家构建中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如新加坡，但大多数构建中国家的国家建设进展缓慢，是当今世界矛盾和冲突的多发地。
（人大一勺池）
二、“民族国家”的遭遇
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世界按照“民族国家”的方式重新组合起来。可以说，当今世界是一个由“民族国家”组成的世界。但是，在从帝国时代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无论是新兴的民族国家，即再构建国家和构建中国家，还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即已构建国家，都遭遇了严峻的挑战。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一些国家成功了，一些国家失败了。一些国家摆脱了贫困落后的面貌，逐步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一些国家依然在内战、贫困和冲突中踯躅前行。从形式上看，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被“民族国家”重新塑造过，但是，在“民族国家”的表象之后，每一个国家的“内涵”和遭遇都不一样。这些不同的遭遇提醒人们在国家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方面，更多地
三、“帝国”“民族国家”与人类共同体的演进
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也是世界的组织形式被重新塑造的过程。但“民族国家”体制既要经受“历史的拖累”，容忍“前现代”的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持续存在，又要因应新时代的挑战，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条件下，适应国家之间依存关系的发展和人民之间互动形式的革新，接受国家主权的分割和分享，直至国内与国际问题之间界限的消失。总之，在从“帝国”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旧有的问题还没有消化，新的挑战已经近在眼前。“民族国家”体制主导地位刚刚确立，就被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时代局限”。“帝国”似乎已经走远，但又似乎重新听到了人们的召唤。“帝国”的恶名和阴影依然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但让它重操旧业恐怕很难。一百年过去，世界完成了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变，但对未来依然充满疑惑。
纵观从“帝国”时代到“民族国家”世界的转型，我们会发现许多“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之处。而这脱节之处，或许恰恰可以成为我们走出困境的起点。首先，就“民族国家”的“理论”与“实践”而言，我们会发现有关“民族国家”的学术著作汗牛充栋、见仁见智，但基本上都以欧洲的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为“原型”或出发点。而在现实世界中，真正符合欧洲“民族国家”标准的为数不多，而这样国家又构成当今世界“民族国家”的多数。因此，我们有必要“跳出西方‘民族国家’的话语窠臼”，才能够在“民族国家”的理论与现实研究中“行稳致远”。其次，“民族国家”构建的前提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对于再构建国家来说，民族主义是凝聚人心、重塑认同和焕发精神的最有号召力的旗帜。通过“民族国家”的构建，这些再构建国家重新焕发了活力，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再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对于许多构建中国家来说，民族主义的旗帜没有那么强烈的吸引力。在这些国家，人们对于宗教(或教派)、部落、族群的认同已经延续千年，而“民族国家”对他们来讲，只是最近几十年才出现的新生事物。因此，根深蒂固的部落*治依然在中东和非洲的许多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逼得许多国际关系学者把研究重点转向族群*治或部落*治，并把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里的专家邀请进来。在这样的地方，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失去了“用场”。第三，“民族国家”与“帝国”并不是二元对立的，从“帝国”时代向“民族国家”世界的转型也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实际上，即使在当今这个主要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上，帝国依然没有远去。作为最早的民族国家，英、法等殖民帝国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寿终正寝。王赓武把这种在欧洲为“民族国家”、在欧洲以外是庞大殖民帝国的国家称为“民族帝国”。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也经常被描述为帝国主义国家。冷战终结，美国尽享“单极时刻”，被形容为“现代罗马”。卡赞斯坦认为美国的超强实力使其具备了帝国的特征，在研究美国与欧洲和亚洲的关系时，他便使用了“美国帝权”(AmericanImperium)的概念。实际上，美国赤裸裸地干预他国内*，甚至军事入侵，策动*变，扶植傀儡*权，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国际社会意志之上的“帝国主义”行径，多少年来一直遭到他国甚至美国盟国的谴责。
“我们生活在拥有近个国家的世纪里，每个国家都展示着其主权的种种象征(国旗、在联合国的席位)，而且每个国家都声称代表各自的人民。无论大小，这些国家原则上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依据国际法联合在一起。但是，这个我们视为当然的民族国家的世界迄今年仅60岁。”这是简·伯班克和弗雷德里克·库珀《全球帝国史》第一章的第一段话。这无疑是当今世界的真实写照。但在这段话不久，他们马上又提醒读者：“帝国的持久性挑战了民族国家是自然的、必需的和必然的观点”。这句话对我们理解当今世界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他们在书中还认为“帝国尚未让位于由一个民族国家构成的稳定的、正运转着的世界。”面对这样一个已经实现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变，但依然充满迷惑的世界，有中国学者认为，纵观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演变，民族国家与帝国呈现出一条周期性替代的线索。当民族国家体系孱弱的时候，帝国就不期而至。当民族国家强有力运作的时候，帝国就隐然退却。帝国在民族国家的国际体系缝隙中获得周期性重建的契机。当今世界，恰好进入民族国家衰颓、帝国重建的活跃时期。旧帝国的复活与新帝国的建构，成为帝国重建的两种基本模式。在民族国家与帝国的周期性转换之间，人类寻求进步，以期获得解决这一不良循环的出路。当然，涉及中国，也有学者表达了比较谨慎的态度，认为，传统的“帝国”概念与“民族—国家”概念均不足以描述中国国家形态的复杂性，甚至可能遮蔽中国学者对人类*治形态多样性的理解及对人类发展的想象空间。中国学者的理论研究迫切需要从历史与现实出发，发展出具有主体性的研究视角，以此定位中国自身的发展方向。
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无论部落还是城邦，无论王国还是帝国，无论多民族帝国还是单一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实际上都是人类“共同体”演进的不同形式。这种共同体既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复合的。世界之大，各地区人类共同体演进的形式和时间不可能整齐划一。当世界各地区都按照“民族国家”的方式组织起来的时候，这种差异导致的问题、矛盾和冲突就出现了。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进步，人类社会各种形式共同体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复合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因此，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些地区的部族*治似乎固化在那里，让新兴的“民族国家”举步维艰；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持续深入，资金、技术、知识、人才和商品正在更为自由地流动，全世界正在按照市场需求的供应链重新组合起来，形成了新的超越国界的“超级版图”。换言之，支撑民族国家的经济、*治、社会和地理条件正在发生变化，这或许为化解民族国家的“历史拖累”、甚至为构建超越国家的更大的利益共同体铺平道路。
“共同体”是一个含义非常广泛的概念，可以涵盖从村庄到网上的虚拟世界。共同体既包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氏族和部落，以婚姻关系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家庭，也包括以共同的经济生活、居住地域、语言和文化心理素质为纽带形成的民族或民族共同体，区域共同体、跨国合作倡议和国际组织等超越国界的共同体越来越受到学界
